教英文：文化衝擊

說我迷失方向也好。我覺得我一點也不屬於這地方，完全不懂這裡的人與文化。整個街道都發瘋了，如果有規則，也沒人遵守。我沒看到任何白種女性，這是為什麼？污染比我想像中嚴重。想像一下在一個潮溼的日子把你的頭塞進下水道深呼吸...這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，而且是每天、每個地方。昨晚我碰到了巨大的黑橘色的昆蟲。我必須學習如何與這一切相處嗎？我根本連過街都沒辦法。我這樣怎麼去教小孩子英文哪？

-我2005年第一封從台灣寄回家的信

每年有數以千計的加拿大人去國教授英文。我在2005年時也去台灣住了七個月，這是我人生最艱困的七個月。

Ross McBride估計每年有6~9千人出國。

中國與台灣是很熱門的地方，特別是過年後那裡有很多工作職缺，所以我就決定去那兒。

跟其他人一樣，在海外教英文就像是冒險一樣吸引我，這也是探索不同人群與文化的機會，然後還能賺錢，就更吸引人了。

我那時候的男友Cliff也準備跟我一起去，台灣看起來很不賴。

理由之一，因為台灣教學薪水高，花費又低。那裡有很多工作機會，因為會講英文又大學畢業，我們大部分都符合資格。

同時令我興奮的是，台灣似乎與其他地方完全不同。這個小島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（譯按：大概弄錯中國與中華民國了吧），也是2300萬人的故鄉。2005年時，台灣人口密度是630人/平方公里，世界第二擁擠的國度，加拿大才6人/平方公里而已。

大部分的外國人住在她的首都，天龍國。但我朋友Macrel住台中教英文，所以我跟Cliff也在考慮那邊。導覽書自稱台中跟國家公園還有登山步道很近。一個網站中寫滿了在台中教英文的生活與西洋人的社群活動。

我還是問了Macrel幾個我擔心的事。我聽說空氣差的很，而且很多蟲。我行嗎？但Marcel說洋人都去健身房而不是去戶外慢跑，等週末就趕快去郊外透透氣。蟲雖有，但在他公寓不常見。而且他說去台灣可以先住他那。

最後我試著說服自己，台灣符合我心中那麼多要求，我怎麼能對這機會說不？

2005年1月9號，我跟Cliff抵達台灣。在28個小時的飛行與轉機後，我渴求新鮮空氣，但在航廈撲面而來的卻是公車與卡車的柴油廢氣味，離開機場後，地下道的臭味更噁爛。

那一年世界經濟論壇把台灣的環境永續度排在146個國家中的倒數第二名，1990年至2006年台灣污染排放的增加比那些OECD會員國（譯按：大部分是先進國家）還快。我曾聽過這些數據，但聽是一回事，聞是完全另外一回事。

我們在Marcel公寓的第一個禮拜就感受到文化衝擊。我無法辨識任何東西，所有號誌與標示都是中文的，食物是一團謎、除非看到照片，不然我無法分辨藥局和乾洗店。看到傳統市場掛著豬鼻子更令我反感。（譯按：原作者似乎是素食主義者）

正當我掙扎著適應時，Cliff和Marcel找到一個位於14樓的小公寓給我們住。前澳洲房客告訴我們這房子安然渡過地震。我盼望我們不需要確認這點（離開台灣前那裡發生兩次地震，雖沒有直接襲擊台中，但其中一個近到足以使我們牆壁龜裂）。

很幸運的，離開的澳洲人也把我推薦到她之前教學的地方。經過簡短的面談，我被雇用了，從過年後開始上班。我同時也在晚間教授成人美語班，而Cliff去當自然老師。

然後我們得學習新的交通模式 — 雖然騎摩托車比我想像中簡單，但認路就讓人皮皮挫。雖然有些路標有羅馬拼音，但大部分念起來都跟實際發音不怎麼相同。

舉例來說，台中港路也被寫成"中港"路和"衝港"路；文心路也是"聞新"路；公益路也同時被寫成"空益"路。（譯按：他老師的我也覺得這很莫名其妙）為了要抵達目的地，我必須要把這些字全部朗讀一遍來看它們是不是同一條路。

更慘的是有時街道只有中文標示，有次，我為了去看醫生而必須"在蘋果符號後的巷子右轉"，儘管蘋果符號藏在許多中文招牌背後。所以我在許多汽車、摩托車、三輪車、瘋狗的路上風雨飄搖。最後大概耗了半小時所以錯過預約時間而必須更改行事曆。

一段時間後，我覺得事情更慘了。我們住進公寓的第二天晚上，Cliff跳下床尖叫：有東西飛到我臉上來！當他開燈他發現是一隻超級大蟑螂在床上。我們試圖說服自己這只是意外，但隔天又發現第二隻。這時候我們曉得麻煩大了。

接下來我第一次花大錢在台灣買東西，就是雷達殺蟲劑和膠帶。

每晚我都噴殺蟲劑並把水管封住，隔天早上帶著手套清理蟑螂屍體，有次在我牙刷上發現一隻。

感謝上蒼我在職場上還過得去。我班上的小孩從四歲到十二歲都有。他們叫我"老輸～"而且喜歡與我握手。夜間成人班從青少年到81歲老人都有，讓我有機會洞察台灣文化。舉例來說，我有個15歲的學生改了四次名字因為他爸媽覺得名字不好運不順。我大部分的課堂時薪是690台幣，房租6000，還蠻漫長的。

工作大致順利，但文化障礙與溝通把我難倒。例如，我每天都看到有人在燒紙，本來以為是在燒垃圾，後來才知道他們在燒冥紙給死去的親人。

還有很多人隨口吐紅色汁液，噴的整地都是，滿街看起來像血跡。我後來發現這是檳榔，他們吃爽的。

很少人通英文讓我覺得更疏離。就算台灣人會，他們也因為尷尬怕說錯或丟臉而不說。

我無法溝通也產生了些不愉快的時刻，有次坐計程車要去火車站卻被載到公車總站，我只能揮手吱吱嗚嗚（還好有效）；還有一次我跟學校廚師說我不想吃午餐，她看來很擔心，指著我的臀部發出放屁聲，原來她以為我腹瀉。直到她知道我正要去健身房才鬆了一口氣。

有時這些無法溝通的時刻令人挫折。例如有次我在高速公路駕車看到一個人卡在摩托車下（譯按：高速公路，摩托車？）我心跳超大力的，不知道那個人是死是活。我想要打電話報警，但我辦不到。我不知道街道名稱，即便找到路標我也看不懂，而且打911我也不懂怎麼說中文（譯按：台灣請打119；手機請撥112），我恨透了如此無助。

工作時也有無法適應的時刻。有天我的中文教師說丹尼爾的家長打電話來。我曾經對他們提到丹尼爾（11才）課堂上的偏差行為，他的家長打來說他們「處理」好了。我問說「處理」是什麼意思，中文教師回答說：「你懂的，就是修理他，讓他乖一點（譯按：原文betta，唸中文時發音要不怎標準才傳神）。」我嚇壞了，有什麼事比這更糟嗎？他們家長虐待小孩，這個社會似乎允許家長如此。

我試圖與這個新的環境建立關係，但我對它學的越多，我就越不想要成為它的一部份。跟上它超累的，這些日子充斥著挫折、驚嚇、失去信仰。

溫哥華移民與少數民族文化諮詢員James Lowe說我的反應並不令人驚訝。他說，食物、髒空氣、社會隔離...等等同時出現，使得學習一個完全不同文化極端困難。

如果我有建立較健全的人際關係網路，或許適應就不會那麼困難。雖然我跟我男朋友一同前往，但我仍渴求女性朋友的陪伴。我遇過幾個屈指可數的外國女性，但我們沒什麼共同的地方。我和Kate的確變成朋友，但我們住太遠不能常見面。

男性外國人似乎適應的比較好。昆蟲和混亂的街道對他們來說還好，而且台灣女人對待洋人男子像是他們是好萊塢巨星一般。鼻子越大，人就越帥。他們說的。

而我受到的注意並不算友善。台灣女性希望摸我的頭髮，但跟我聊的不多。至於台灣男性，我的外表對他們來說顯然太特別了。在台灣，女性結婚後才離家。而我，不僅離開家庭，也離開我的國家、我的社會。James Lowe說：「在非常傳統的社會中，當男生跟女生差別很大。而你與他們期待的性別角色不同，他們很難理解你在幹嘛。」

很幸運的，我的疏離感有個紓解的出口。Cliff在健身房遇見一個太太，她邀請我們去家庭聚會，學校同事也會幫我發動摩托車（譯按：啥？？）最後，我們也開始參加洋人間的聚會。但就算去KTV、參觀寺廟或湖，我還是覺得難過。

最後，雖然我很努力想要享受台灣的日子，七個月後，我還是受不了跑回家了。當我抵達多倫多機場時，我感覺整個釋放了而眼淚潰堤。終於那些蟑螂、污染、街道和誤解都過去了。

但台灣造成的衝擊仍持續當中，我去念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碩士，但我抵達時還沒有足夠的精力去適應一個新地方，所以我又回家了。當我跟學院導師說我要回家時，她問我為什麼回家那麼重要。我哭著脫口而出「所有的事情都是！」這時我了解台灣經驗對我的衝擊。幾小時候我就退學了。

回到柏林頓家中，就是我所要的。近一年來第一次我覺得壓力被釋放了。聽廣播、買郵票，一切毫不費力。

幾年後我完成了我的碩士學位，現在我住在蒙特婁，研究法語和魁北克文化。

我很感謝台灣經驗所賦予我的力量和勇氣，還有對世界各文化的尊重。曾經身為少數民族，讓我對加拿大新面孔的挑戰有更深刻的珍惜。我也更懂得多元文化的價值所在。

現在我懂了，當時我還沒準備好要去台灣。我沒有更仔細的研究當地文化，而且我應該要學中文的。McBride說，中國與南韓是最難融入的地區，如果你對當地語言的基本辭彙不足的話。

而我曾天真的以為自己行。

想要去海外教英文的人應該要盡量研究一下他們目的地的文化，然後捫心自問，我可以適應那個地方的食物與天氣嗎？我會不會自我承諾把當地語言學會？我知道在那邊生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嗎？我跟當地文化是否可以共處？我知道怎麼看病嗎？那裡有沒有西方人所需的生活資源？這真的是我想去的地方嗎？

還有，想賺錢的人得考慮匯差問題，像我後來根本就不划算。

如果我曾經嚴肅思考這些問題的話，或許我可以得到許多前人的經驗。

國際知名的英文教學師資培育機構蒙特婁大學的協調員Dainn Van Doorne Legris說，去海外教學是非常棒的旅遊方式，你可以融入當地，而且被尊重。這是個很能滋養心靈的工作，所以很多人一待就是兩三年。

我的海外英文教學經驗是我人生中最難熬的時光，但若我有認真準備，或許這應該是最棒的時光才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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