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輔大性侵事件看見學校性平會的困境

輔大性侵相關爭議延燒。連結

因緣際會有粗淺參與中學性平會運作。輔大性侵事件中，輔大性平會的不作為，讓我想起自己參與的性平會也有類似問題：被函令與現實架空的性平會。



性平法中核心角色：性別平等委員會

在性平法中最重要的設計就是性別平等委員會。法律要求從中央到地方與各級學校都要設置性平會，並將與性別相關的事件都交付性平會處理。以學校層級而言，除了規劃性平課程、制定性平事件防治規定、規劃安全校園空間，還有調查相關事件的權力。對於教職員或學生的懲處，雖仍由教評會或學生獎懲委員會等其他學校機關執行，可是性平法明定要求事實認定應依性平會之調查（§35）；其他機關決定前，也可以要求性平會列席說明（§31）。在實際運作上，至少在我個人經驗裡，性平會對事件處理的建議是具有相當份量的。



相關事件由性平會主導的理由

1. 避免重複調查，造成當事人二度傷害。
2. 保密以維護當事人名譽（注意，可不是維護校譽），避免輿論與流言產生對當事人不利之學習環境。
3. 由具性別意識的性平委員主導，改善過去處理相關事件時常見「息事寧人」、「檢討被害人」、「忽略權力差異」等性別不平等社會所生陋習。

這樣的立法看來有充分理由，可是現實運作上卻有若干困難。運作的困難透過行政法規解套，卻慢慢背離性平法的初衷。困難如下：

一、通報責任加上三日內召開性平會，性平委員不堪負荷

        為了矯正過去校園常見「大事化小」的處理方法，性平法中規範了教育人員知情不通報的罰則。經過大力宣導，校園內的教育人員一般有很高的敏感度。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一下相關數據，近年來校園性平事件數量大為增加，可為佐證。但是現實上只要有人通報，無論是嚴重的性侵害、性霸凌，或者相對輕微的言語性騷擾，都必須在三日內召開性平會作出相關決定。你可以想像在國中的課堂上，會有多少學生開黃腔又有多少人對性感到過度好奇（雖然這也顯示性平教育仍有大幅進步空間）......而性平委員會如何疲於奔命。（大概最累的會是性平執秘，要不斷湊齊人數開會）

二、調查小組組成困難；相關工作缺乏預算

        發生性平事件時，性平會可組成調查小組。做成之報告，成為校內各單位事實認定的基礎。性平法甚至讓司法程序中法院審判，都「應審酌」調查小組的事實認定。此責任不可謂不大。因此調查小組成員有較嚴格的資格限制，有專業素養者須在調查小組中占1/3以上（三人的調查小組至少一人）。以我們學校為例，算彰化縣中大型學校，教職員近兩百位，可是只有三位有經培訓資格獲認可，而且聽說三位是奢侈的多了。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雖不若司法程序，但是也頗為嚴謹，往往消耗大量時間。雖然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》裡要求機關給予公差與相關費用的支應，但是就我觀察這些老師並沒能獲得什麼幫助。（本校還得請託家長會支援）

三、性平會仍仰賴其他學校處室執行決議事項

        儘管法律上性平會有諸多性別相關事務職權，但是畢竟為任務性質，不定期開會，因此執行事項仍賴各學校處室。很容易性平委員會有自己是「橡皮圖章」的感覺。例如...由性平窗口學務處傳來的性平事件，最後對學生懲處，仍是學務處；請輔導處給予被害輔導，其實已經在高關懷中...

四、性平會與調查小組無法抵抗社會風氣

        現在常常接觸的都是網路衍生的性平事件。（套句流行語：學生間的情慾流動）。雖然最初性平法與性平會最重要的目的之一，就是不要再讓性平事件因為「名譽」、「面子」...等等理由而被掩蓋，但是這仍是一般最常見的態度，尤其是當事人的上層（爸媽或長官）。我所遇過的例子裡，當事人（無論行為人或被害人）接受調查詢問時，早已準備好一套說詞，目的是「儘速結束程序，回歸『正常』生活」。而家長屢屢表現的都是不願申請，不願調查的態度，理由可能是怕再度傷害（小孩情緒平復最重要）、已走司法途徑（學校調查要幹嘛）...雖然我沒聽人直接表達，可是我主觀猜測有個理由：這種事不要提，大家都忘記最好。或許我猜錯了也不一定。在非個人經驗裡，我曾聽說有家長不願調查，而教育人員堅持檢舉成立性平案件而彼此發生衝突的事件。

通報、檢舉與申請調查

為了有利尋找真相與避免隱匿，性平事件的啟動程序非常廣泛，任何人都可以口頭或書面等方式提出檢舉案；而保障當事人的權利，自然也有當事人申請的程序。無論何者，窗口單位都必須在三日內交付性平會，而性平會則在20日內決定是否受理。

通報與檢舉不同

我以前都以為通報就是檢舉。結果實際運作並非如此。因為性平法有知悉之教育人員至遲24小時通報的罰則，所以通報執行的很徹底（就我所看到的）。可是接下來是令大部分人混淆的，通報並不代表檢舉。必須要窗口單位作成紀錄，給檢舉人閱讀無誤簽名（防治準則§17）。有通報，沒檢舉，那性平會需要決定是否受理嗎？不需要也不能夠，因為沒人檢舉啊！

通報、檢舉與申請調查之間

我曾知悉性平事件而為通報。窗口與當事人聯繫告知權利義務時，當事人表明不願申請調查，說實話也不是多嚴重的事。當事人都不願申請，我要堅持檢舉嗎？而這起性平事件，已經通報，但無人檢舉亦無人申請調查，性平會應否知悉？應否受理？答案理當是「不」。畢竟無人申請也無檢舉。

荒謬的是，教育部給各級學校的函釋中，接受了這樣的矛盾。函釋中表明學校沒有一定要依職權啟動調查的義務，也認為當事人當然有不行使權利的權利，可是沒人申請也沒人檢舉時，仍要求性平會開會、討論、作出紀錄。（相關連結）

模糊空間帶來的便利性

        上述模糊地帶其實很棒，對性平委員來說。一來我們完成通報義務，二來我們知悉性平事件的發生，但是，我們不用曠日廢時地調查，寫報告與後續種種。而該懲處的人依舊被懲處（學務處執行了），該輔導的人也有輔導（輔導處的主動職權行使），一切都很好。

我只是不喜歡這種瑕疵。我應該不知道這件事（沒人檢舉沒人申請），我卻討論了它並作紀錄；學務處應該不知道它懲處的學生犯了什麼錯（沒人調查事實）可是它仍依據事實做出懲處。

模糊空間帶來的傷害

        輔大校方在性侵事件一開始就已經接獲通報。隨後心理系的工作小組開始工作，而性平會則暫時不動。因為當事人沒有申請。校園性侵害應屬性平事件中相對嚴重，卻沒有任何人檢舉，因為教育人員的義務是通報，而非檢舉。事後我們認為心理系的反應又落入了「系譽」毀損恐懼（壓垮心理系的最後一根稻草等語）、搓湯圓式的處理。性平法最欲對抗的社會風氣，就挟著我們熟知的權力施展，從教育部函釋所產生的破口中，一舉擊敗空洞的性別平等委員會。